颐和园前身清漪园，始建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咸丰十年（1860年）毁于英法联军，光绪十二年（1886年）重建，是慈禧太后“颐养冲和”之所，既是慈禧太后颐养天年的夏宫，也是晚清重要的*治和外交活动中心之一。
威廉姆森制作钟表的表盘
颐和园藏西洋钟表虽数量不多，品质也并非最为上乘，但是体现了晚清时期清宫藏表的情况和特点。颐和园藏西洋钟表在时间上主要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制造的西洋钟表，兼有少量清漪园遗存18世纪钟表；在材质上主要是铜镀金和木质，装饰各种宝石和珐琅；在产地上主要出自英国、法国、美国钟表工匠或公司，还有少量中国、德国生产的座钟。
詹姆斯·考克斯制作钟表的表盘
作为工业革命的先驱国家，英国在18世纪的西洋钟表生产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颐和园藏18世纪西洋钟表主要产自于英国伦敦的制表大师威廉姆森(Williamson)和詹姆斯·考克斯(James·Cox)，表盘上均有“LONDON”字样。
英国钟表造型丰富、装饰华丽、功能多样、机械装置精巧。颐和园藏英国钟表明显区别于法国钟表的工业化设计，大量采用西洋建筑的造型，采用流行的哥特式、洛可可式等装饰手法，运用多种装饰材质，铜镀金的表体上镶嵌玛瑙、珐琅及各色料石，金碧辉煌、异常华丽。威廉姆森制造的铜镀金嵌珐琅匣式座钟，除了表面丰富的珐琅装饰图案，表的内部有剪刀、镊子、勺子、刀子、香水瓶等各种小工具18件，可见英国制钟的精巧复杂。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钟表主要来自于法国、美国、中国等国家。
虽然法国制表历史悠久，但颐和园藏法国钟表年代比起英国钟表较晚，主要集中在19世纪末，法国钟表设计极富时代感，体现了工业化的成果，比如颐和园藏的火车头式风雨寒暑表和轮船式风雨寒暑表都体现了当时最先进的工业成果。颐和园藏法国钟表在外形设计和装饰手法上比起英国钟表要更为简洁现代，大量采用圆形、方形亭式造型，运用色彩丰富的珐琅和少量料石进行装饰。
轮船式风雨寒暑表
当然，法国人也会在钟表设计中，释放自己的浪漫情怀，颐和园藏铜镀金蝴蝶摆鸟鸣钟，中部布景箱中描绘了一幅恬静的自然风光，幽静的森林布景中，站立着一只正在鸣唱的蓝羽小鸟，摆动的蝴蝶型钟摆像是围绕着小鸟翩翩起舞，形成一幅生动传神画面。法国西洋钟表大部分在表盘正面或者在机芯的后夹板刻上“MADE IN FRANCE”，表盘正面通常还会标注销售公司的名称，颐和园藏西洋钟表主要是法商乌利文洋行有限公司销售的钟表，表盘正面标注“J.ULLMANN & CO. HONG KONG SHANGHAI TIENTSIN”。乌利文洋行曾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开设专门售卖西洋钟表的洋行，同时兼卖西洋珠宝、玩具等，是颐和园藏法国钟表数量最多的公司。颐和园还藏少量SENNET FRERES、L.REY公司销售的钟表。
铜镀金蝴蝶摆鸟鸣钟
18世纪中叶，在远离欧洲的美国也出现了制表工匠，颐和园藏美国钟表多是美国安索尼亚(Ansonia)钟表公司制造的钟表，安索尼亚钟表公司于1851年在安索尼亚成立，到20世纪初，安索尼亚就设计了近400余种不同型号的钟表，生产总值过千万美元。颐和园藏安索尼亚生产的钟表表盘或者后夹板上有“Man’fd by ANSONIA CLOCK CO. U.S.A”、“Manufactured by Ansonia Clock Company,New-York,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或“ANSONIA CLOCK CO.”等明确标注。
乌利文洋行销售的钟表的表盘
1879年，安索尼亚在纽约开设了第二间工厂，所以标有纽约字样的钟表至早为1879年制造，颐和园藏安索尼亚座钟也都是19世纪末制造的。美国安索尼亚设计制作的钟表，具有鲜明的美国特点，既不像法国钟表装饰绚丽的珐琅，也不像英国钟表镶嵌闪耀的宝石，简明干练的线条感，包容丰富的设计元素，勾勒出美国钟表独特的韵味。颐和园藏铜镀金亭式座表没有镶嵌任何珐琅和宝石，突显金属质感，外形采用伊斯兰建筑风格，体现了独特的民族风格。
安索尼亚公司制表表盘和后夹板
颐和园藏中国制表数量很少，应为广东香港制造，广东一带作为清代最为重要的商贸中心，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流碰撞，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洋钟表的地区之一，随着宫廷和民间对西洋钟表需求的不断扩大，广州成为民间西洋钟表最主要的生产地区，生产的西洋钟表既有被贡献和采办到宫中的精品，也有针对一般民众的普通钟表。颐和园藏国产钟表比起欧美钟表繁复的设计，在工艺上的运用相对简单。
铜镀金亭式座表
颐和园藏西洋钟表均为清宫旧藏，数量不足百余件，年代上至清乾隆下至晚清，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晚清钟表为主，从产地上以法国和美国钟表为最多，其次是英国钟表，代表了晚清宫廷藏钟特点，从侧面体现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美制表的制作水平。历史更迭，时过境迁，这些依然转动的西洋钟表，带领我们窥探中国的外交历史，这些西洋钟表是早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宫廷的敲门砖，是晚清宫廷外交活动中重要的纽带，是中国外交史的重要物证。